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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流书籍之北流型铜鼓探秘

[table=98%][tr][td=3,1,75%][b]北流型铜鼓探秘[/b][/td][/tr][tr][td=1,1,25%]作者：姚舜安等 [/td][td=1,1,25%]出版社：[url=http://search.kongfz.com/book.jsp?query=广西人民&page=0&category=0&type=3][color=black]广西人民[/color][color=#0000ff] [img]http://www.kongfz.com/images/book_more.gif[/img][/color][/url][/td][td=1,1,25%]类别：[url=http://search.kongfz.com/book.jsp?page=0&category=3&type=0][color=black]历史 [img]http://www.kongfz.com/images/book_more.gif[/img][/url][/color][/td][/tr][tr][td=1,1,25%]出版时间：1990-02-00 [/td][td=1,1,25%]印刷时间：1990-02-00 [/td][td=1,1,25%]上书时间：2007-05-21  [/td][/tr][tr][td=1,1,25%]开本：32 [/td][td=1,1,25%]页数：150 页 [/td][td=1,1,25%]印张： [/td][/tr][/table]内容摘要本书介绍了北流型铜鼓的特征、源流与分布、年代、族属、蛙饰、社会功能、铸造艺术、矿料来源等。 附注1 北流型 铜鼓 探秘 BEI LIU XING TONG GU TAN MI 铜器(考古) 鼓 研究 中国 鼓 铜器(考古) 研究 中国 36.2287 其他[url=http://lib.hzu.edu.cn/s.htm?q=%D2%A6%CB%B4%B0%B2][color=#0000ff]姚舜安[/color][/url]：1934～,广西民族学院教授,中国铜鼓学会、瑶族研究会理事

试论铜鼓的组织传播

试论铜鼓的组织传播

蒋贻杰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广西南宁530226)


[摘 要] 铜鼓的组织传播研究涉及铜鼓学和传播学的内容及范畴，借用铜鼓学的成果．从传播学的角度提出铜鼓的组织传播这一新概念，并初步对铜鼓组织传播的规模、范围、内容、意义、击打艺术和消亡原因等进行了研究和探讨，清晰地揭示铜鼓组织传播的现象、规律及本质，为关于传播学的研究提供新的领域。

[关键词] 铜鼓；组织；传播

[中图分类号] K8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05)05—0060—04


一、铜鼓组织传播的规模、范围

铜鼓传播中的组织在历史的条件下按一定的规律，呈一定的规模和范围。一般上来说，铜鼓的出土范围即流传的范围，也就是组织传播的范围。人们依靠铜鼓传递信息，结成和维护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有秩序、有分工地成群结队地进行集体性的生产劳动和狩猎、祭祀等组织性活动。兹按铜鼓学的方法将代表铜鼓组织传播的中国南方古代铜鼓出土的时间、范围分述如下：

万家坝型铜鼓流传时间大约为：春秋早期——战国早期，前后约400年，其以云南楚雄为中心，分布的范围包括：今云南省西部和中部偏西的楚雄、祥云、旨宁、弥渡等县。代表万家坝型铜鼓进行组织传播的是我国西南濮人。

石寨山型铜鼓流传时间大约为：战国——西汉中期，前后约500年．其以云南晋宁、江川I为中心，分布的范围包括：今云南省中部的晋宁、江川、广南、麻栗坡．广西的西林、田林、贵港，贵州的赤峰，四川的会理等也有出土。代表石寨型铜鼓进行组织传播的是濮人和骆越人。

冷水冲型铜鼓流传时间大约为：西汉中期——唐宋，前后约1200年，其以广西藤县、桂平、平南为中心，分布的范围包括：今广西平南、桂平、藤县、金秀、柳江、武宣、昭平、上林、横县、贵港、邕宁、武呜、大新、西林、田东等。代表冷水冲型铜鼓进行组织传播的是骆越人和后来的俚人。

北流型铜鼓流传时间大约为：西汉中期——唐，前后约1000年，其以广西北流为中心，分布的范围：北至广西的桂平、平南、苍梧；东至广东的云浮、阳春；南至海南岛的陵水；西至广西的邕宁。代表北流型铜鼓进行组织传播的是俚人。

灵山型铜鼓流传时间大约为：东汉——唐，前后约800年，其以广西的灵山为中心．分布的范围与北流型铜鼓大致相同。代表灵山型铜鼓进行组织传播的也是俚人。

麻江型铜鼓流传时间大约为：北宋末年——清道光年前后，约历800年，其以贵州与广西交界为中心，分布的范围包括：1．今广西天峨、南丹、都安、巴马、大化、河池、罗城、环江、宜山、西林、隆林、田林、凌云、那坡、三江、龙胜、融水等20多个县；2．今贵州麻江、三都、从江、丹寨、威宁、长顺、开阳等近20个县；3．今云南楚雄、昭通、西畴、富宁、广南、文山等10几个县：4．今湖南新星、凤凰、麻阳等县；5．今海南通什等县。代表麻江型铜鼓进行组织传播的应是壮、瑶、苗、水、布依、彝等少数民族的祖先。

西盟型铜鼓流传时间大约为：唐代一一近代，前后约800年，其以云南的西盟为中心．分布的范围包括：今云南西部的西盟、泡源、孟连。代表西盟型铜鼓进行组织传播的是壮族。

以上七种类型铜鼓传播的组织整体上表示南方古代的多种民族，也是分类铜鼓传播中最大的组织，如东汉时在郁林的乌浒人就有十多万，代表北流型铜鼓分布地带传播的组织规模为“贵州(今贵港市)连山数百里，皆俚人，即乌浒蛮’’(《太平寰宇记》)[1](P44)。而到三国时，代表北流铜鼓分布地带传播的组织范围已为：“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往往别村各有长帅，无郡主，依山险，不用城。”此外，根据铜鼓的拥有情况，分类后的铜鼓传播中还有较小范围的组织传播，如村寨、小部落、家族等小团体组织传播，或三两人，或数百人至数千人不等，或在洞穴，或在山头，或在江边，或在旷野，他们都拥有一到数面铜鼓。

二、铜鼓组织传播的内容和意义

铜鼓产生和流行的年代，生产力低下，在与自然的对立中，一方面要进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又要狩猎以补充粮食的不足，还要在生存和发展中保护自己，由此而产生了以铜鼓反映祈日、祈雨、狩猎、祭神、表现王权等社会功能的系列组织传播。我国的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有一万多年的历史，至今在这一带地方还出土了原始的稻种和稻杆，发现了原始的耕地。南方水稻耕作业的兴起和发展经历了由低级到高级的艰苦漫长阶段，其开始于人类对自然的发现，发展于人类对自然的斗争，定型于人类对自然的顺应。由于古代生产力不发达，南方稻作是以大大小小的集体组织方式来进行的，并且以铜鼓组织传播的方式进行祈日、祈雨、狩猎、祭神、战争、表现王权、娱乐等活动，对其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并且成为南方稻作历史阶段上最重要的社会生活和文化方式。

南方各类铜鼓均有太阳纹。南方古代民族有朝日的习俗，北齐魏牧《五日》：“因想苍悟是，花日祀东君。”东君就是太阳。由于水稻生长对太阳的依靠作用，所以铜鼓在对太阳祭祀中有着祈太阳的意义。雨水也是农作物生长所必需的，尤其是在灌溉并不发达的古代南方。南方古代铜鼓均有形形色色的云纹、雷纹。这是通过铜鼓进行祈雨的反映。《铁围山丛谈》卷四：“独五岭之南，俚人犹存，今南人喜祀雷神者谓之天神。”[1](p49)雷神者，雨神也。在广西南部和广东南部的地方志中，都有关于雷庙、雷主庙、雷王庙的记载。过去这些庙宇祭祀都要击铜鼓。祭祀而击铜鼓，实质上代表了一定区域和范围团体的内部交流和对外(太阳神、雨神、雷神)交流。这是关于祈日、祈雨的铜鼓组织传播。

广西宁明高山崖画中，有这样一个画面：一个部落首领带着一队猎手，正在追击一只逃跑的野兽，组织成员有的击铜鼓，有的击羊角钮钟，场面壮观，气势磅礴，生动地表现了古代人对自然进行斗争的组织形式。宁明花山崖画中，还有不少关于把击铜鼓与张网捕鱼、射箭、挥刀、格斗、宰杀野兽等动作连在一起的反映组织内的和谐、协调的场面。麻江型铜鼓鼓面上有羽人纹，这不但表明了人的集体性与铜鼓、猎鸟有关，而且与传播有关。古代民族狩猎多要举行祭仪，至今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进山狩猎时还保持了祈求平安、满载而归的击铜鼓习惯。这属于狩猎中的铜鼓组织传播的范围。

从远古时代开始，人类就有了图腾崇拜，南方古代铜鼓分布的地方，大多崇拜青蛙。他们尊青蛙为神，《粤西笔述》：“鬼斧凿裂苍崎岖，要令吞吐如蟾蜍(青蛙)；”[1](p52)《粤西丛载》：青蛙威猛无比，能扑杀短狐，“握其喉而食之” [1](p53)。南方古代民族也有尊山为神的。世界各民族的原始宗教一般都有崇拜山神的现象。这是因为高山常被古人看成具有神力或被认为是神灵之居处或通往天上的道路而备受崇拜。《淮南子·地形训》说：“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为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2 ]南方各民族则认为高山不但是超力量的化身，而且认为高山里常有不寻常的神秘事情发生，是神灵的作用，只有具有超人能力的神才能做到，于是将高山神化，如山峰像虎就认为它是与虎有关的神灵，山峰像人，就以神话赋予其更多想象的人以外的形状和本领，并将其作为神灵存在的依据来崇拜。处在当时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他们对山神化并崇拜之后，进一步认为“鼓能通神”，于是通过集会，组织起来，击铜鼓祭青蛙神、山神，与神沟通，祈求保护，或借助其力量。这是祭神中的铜鼓组织传播。

战争是一种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行为，传递信号对战争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中国古代的北方，地势平坦，平原一望无际，故在战争中多用烽火作为视觉信号来传递警报。南方多崇山峻岭，阻隔视线，烽火信号不易传达，于是普遍在战争中使用铜鼓，以听觉信号来传达紧急的信息。汉伏波将军马援南征，曾按北方作战的习惯，以皮鼓作为军中传播信号的器具，但南方天气潮湿，瘴气严重，导致皮鼓不但击不响且易破，屡误戎机，因而不得不学当地人铸造铜鼓以供军中使用。因此，铜鼓传播不但是战争中的组织传播，而且是富有南方地理色彩的战争中的组织传播。在传播学上关于古代战争信号的传递往往只提到“烽火”、“狼烟”，其实“铜鼓声”与“烽火”、“狼烟”在传播学上应同样是经典的、被推崇的。

在南方的铜鼓时期，有记载的战争或与战争相关的记载是很多的：

《梁书·兰钦传》：“经广州，因破俚帅陈文彻兄弟，并擒之。”[3](p66)《陈书·欧阳条翟传》“梁左卫将军……钦南胜僚，所获不可计，献大铜鼓，累代所无。” [3](p66)

《后汉书》：“建武十二年，九真缴外蛮张游率种人慕外内属，封汉里君。”[1 ]（p43）

《后汉书》：“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攻郡……于是九真、日南、合浦蛮里皆应之。”[1](p43)

《随书·地理志》：“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鼓号为‘都老’，群情推服。”[3](p43)

南方铜鼓时期的社会形态，多为部落式的，设有部落首领。由此构成了地方政府管理不了的相当于酋长制的群体组织。在这个意义上，铜鼓相当于北方的铜鼎，是权力的重器和权力的象征以及身份的礼器，对全体组织起到号召、命令等的作用。依靠这样特定的传播进行祭祈、生产、狩猎、战争等综合性管理，维护自身和团体利益，对内使其统治地位更加牢固，对外则更利于组织与组织之间的竞争和抢夺。这是关于王权的铜鼓组织传播。上述“欲相攻，则鸣此鼓，到者如云。鼓号为‘都老’，群情推服。”可以说也是关于王权的铜鼓组织传播情形和效果的反映。

关于铜鼓是王权的象征之说，史料记载也很多：

《明史·刘显传》：“得铜鼓二三，便可潜号为王。”

《续资治通鉴长编》：“家有铜鼓，子孙秘传，号为右族。”

《岭表录异》：“南蛮酋长之家皆有此鼓。”

《太平御览》：铜鼓“岭南豪富则有之”、“有鼓者极为豪强。”

南方各类铜鼓的组织传播中尚有表现娱乐如庆丰收功能的，这里不再论述。

三、铜鼓组织传播的击打艺术

铜鼓作为组织传播中的声音传播，除了一定的原料要求和造型要求外，在声学上有什么要求呢?有关记载为：“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云。”(《随书·地理志》)“击鼓山巅，群蛮毕集。”(《明史·刘显传》)“始出劫，必击鼓高山，诸蛮闻声并四集。”(谈迁《国榷》)“波罗密树满城暗，铜鼓声喧夜赛神。”(解谱《龙州》)“鼓声宏为上，可易千牛，次七、八百。”(《明史·刘显传 )

可见对铜鼓的声音要求基本上为：1．宏大；2．富于变化；3．美感。这三点均符合当时的组织传播要求。

声音宏大易于信息传播。南方群山多，人们的生活、劳动虽呈一定的集合性和密集性，但在资源和生活材料都不能满足的情况下，游离分散的时候也较多，故声音宏大而使传播的距离更远，联系、控制和管理的组织范围更广，组织规模的存在更大。隋时岭南女氏族大首领冼夫人跨山据穴，部落十余万众，称雄岭南，威加百越，这是一种罕见的极为庞大的军事组织情形，而维持这种军事组织的不但是铜鼓传播，而且所使用的是七类铜鼓中声音最为宏大的北流型铜鼓。

自春秋时期万家坝型铜鼓的出现，到近代西盟型铜鼓的结束，铜鼓的发展经历了2000多年，在这2000多年中，铜鼓传播的任务不断增加，对声音变化性的要求也相应增加了。铜鼓传播的祈日、祈雨、狩猎、祭神、战争、集会、集合、权力仪式和其他活动仪式等多重声音承载是随着历史极为缓慢的进程而一点点地增加的。南方崖画中有许多不同时期的击鼓场面和仪式，从画面的人物形态、动作、排列和环境来看，铜鼓的声音或欢快，或雄浑，或细微，或热情，或深沉，或粗犷，等等，其富于变化的多样性反映了2000年来历史渐进的实在性和丰富性。

从铜鼓是王权的象征这一政治功能的要求来看，不但“鼓唯高大唯贵”(《明史·刘显传》)，而且讲究声音的音响、音频、音色、音质，使其华美高贵，以便不断提高其统领的地位，不断适应组织传播的要求。北流型铜鼓为最大型的铜鼓，也是王权象征时期的铜鼓，较早期不那么突出代表王权象征的万家坝型铜鼓而言，分布的范围和规模大多了，所代表的权力不用说也大多了。由于增加了铲削的调声技术，北流型铜鼓的声音就纯正厚实多了，高贵华丽多了，随之其组织传播的政治色彩和权力色彩也强多了，冼夫人就是这样让她十余万众的组织在这样的铜鼓声中领略了其首领的赫赫王威的。

当然，要做到声音宏大，变化丰富，具有美感，除了铜鼓所具有的物理条件外，还要讲究击鼓法。根据考古学和民俗学的研究结果，铜鼓打击法有悬击法和平置击法两种，法度相当考究，颇能达到铜鼓组织传播中或声音宏大、或富于变化、或具有美感的要求。

(一)悬击法。悬击有悬于庭和悬于水之分。裴渊《广州记》及《隋书·地方志》说：“悬于庭，克晨置酒，招置同类，来者盈门”。广西巴马番瑶在祝著节凌晨将铜鼓悬挂于庭堂，着酒祭密洛陀，而后兄弟都来击铜鼓。另外是悬于水而击。明代曹学全说：“悬而击之，下映以水，其声非钟非鼓”(《蜀中广记》卷七十引《戒州记》)。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已无此击铜鼓方法，而是将铜鼓悬于木架上的击法最为普遍。我国壮、苗、瑶、水、布依、彝、克伦等少数民族都用此法击铜鼓。广西壮、瑶族悬挂铜鼓的木架有两种，一种是在击鼓的场地埋两根木柱，上横置一木，将铜鼓悬于木上而侧击；另一种是用3根木棒交叉绑扎成架，将铜鼓悬于叉间而击。有些地区的壮、瑶族击铜鼓的方法是：两人抬着打，边走边打。广西天峨县壮族过蚂拐节、白裤瑶过春节时也是由两人抬着，边走边侧击。

(二)平置击法。将铜鼓平置于架上或地上从而击之叫平置击法。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M12：2)舞蹈图中，铜鼓平置，一男子徒手击鼓，一女子手拿树枝等叉形物击鼓。《旧唐书·音乐志》：“覆而击其上”，这与《皇清职贡图》中的击铜鼓的方法相似。图上的击鼓者双手握鼓锤击鼓。但是，在今天我国各少数民族中已看不到这种击铜鼓的方法。在泰国的寺院中的铜鼓都是平放在架上，击鼓时两手持锤而击。

在一般情况下，打铜鼓有其他乐器合奏，配什么乐器则因时因地因民族而变化，广西都安瑶族击铜鼓则配之以木鼓助音。每个铜鼓有两个鼓手，一名鼓手站在铜鼓的左侧击鼓，一名鼓手拿着接音木桶站在铜鼓的后面。表演时先击皮鼓，后打铜鼓。随着鼓声起落，圆木桶对着铜鼓有节奏地左右摆动，使鼓腔内的空气送人桶内，产生共鸣，声如洪钟。击鼓者边打边舞，气氛热烈。贵州省的《八寨县志稿》中就记载着这种击鼓方法，以“绳系耳悬之，一人执槌力击，一人以木桶合之，一击一合，鼓声洪而应远。”[3 ](p34)

四、铜鼓组织传播的消亡

在现代的社会生活中，不可否认有的地方及一些少数民族仍在使用铜鼓，并且演变成奇异的“民族风俗”，在他们生活中也仍发生作用。有人即据此认为铜鼓的组织传播并未消亡。其实这是把历史的铜鼓组织传播与现代的铜鼓组织传播混淆起来了。现代的铜鼓组织传播已流于肤浅，由于没有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不能像历史的铜鼓组织传播那样与生存、发展发生决定性的重大联系，传播的意义和价值包括涵义自然不是一回事了。至于有的地方把铜鼓活动的某些样式作为根据旅游的商业活动需要而推出的招徕游客的招牌，那就更与古代铜鼓组织传播的历史深刻性沾不上边了。

没有传播就没有组织。同样，没有组织也就没有传播。这是由组织与传播之间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构成所决定的。如果在没有外部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依靠着传播对组织的依赖、维护，依靠着组织对传播的支持、维系，铜鼓组织传播作为一种历史传播，包含了无比丰富、庞大、独特的社会内容，包含了如此持久、稳定、习惯的民族自然存在状态，它还会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更漫长的时间方式保留下来。美洲的土著印地安人，是目前世界上最具有民族研究价值的原始民族之一。这些土著的印地安人在美洲开发中受到强烈的侵入和影响，但后来这种侵入和影响被减少或停止了，因此他们独有的种种组织性质和组织形态包括组织传播都被保留下来，其不可再生和再造的古老性成为当代人类科技高度发达环境中的真风景。

铜鼓组织传播消亡的主要原因在于外部影响。当然这是历史的必然，是民族通过大融合走向兴旺、发展之路的里程碑。

公元前16世纪之前，相当于中原地区的商、周时期，百越民族集团广泛分布于长江以南的广袤地区，包括后来铜鼓分布的地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改变了奴隶制的社会性质，建立强权的封建大王朝，之后，兵分五路，向岭南进发，并且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打败了西瓯的武装力量，统一了岭南，设置桂林、南海、象郡，接着从中原派来一些汉族劳动人民“与越杂处”。自此，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混合着移民正式进入岭南。秦至清朝的漫长的2000多年中，中原通过对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一次次渗透和控制，以及后来的总共5次的大规模移民，终于在清朝晚期大体上完成了岭南封建化的进程。

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政治、经济、文化、人口进入，必然会改变岭南铜鼓分布地区的社会形态，也必然会破坏原有的岭南铜鼓组织传播，并最终使之消亡。

北流型铜鼓上限为西汉，下限为唐朝。广西北流是北流型铜鼓分布的中心。南齐永明六年(488年)，置北流郡，以具体的行政制度进行政治强化，使原来的部落氏族式制度被郡制所代替，北流铜鼓原有的代表王权的组织传播功能因此而被弱化或消除，于是北流型铜鼓连同它的传播方式一起受到破坏。这是北流型铜鼓消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唐以前，即北流的铜鼓时期，北流的农业稻作方式是与铜鼓的祈日、祈雨、祭神等活动相适应的“刀耕火种”、“火攻水耨”方式。唐以来，以儒家学说为主导思想的“深耕细作”的先进方式代替了北流原有的“刀耕火种”、“火攻水耨”方式。这种农业生产方式以“三才”(天、地、人)为纲领，讲究科技的开发与运用，使铜鼓在稻作方式的祈日、祈雨、祭神等组织传播失去作用。这是北流型铜鼓消亡的主要原因之二。

南方的铜鼓地区原来无文字，以草绳记事，从历史传播的角度来看只属于语言传播阶段。汉字何时传人北流型铜鼓分布的地区，现说法不一。唐朝，大量的中原文化涌入岭南，进入北流型铜鼓分布的地区，其中最著名的有柳宗元“共来百粤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等。文字传播的先进方式以及复杂丰富的汉文化，超过了铜鼓组织传播的形式和承载，由此从传播方面北流型铜鼓逐渐被弃置一旁。这是北流型铜鼓消亡的主要原因之三。

其他各类铜鼓消亡的年代不同，但由于社会历史的进程作用而导致其消亡的原因与北流型铜鼓应是相似的。


参 考 文 献

[1] 姚舜安，万辅彬，蒋廷瑜．北流型铜鼓探秘[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

[2] 朱天顺．中国古代宗教初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72．

[3] 万辅彬．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M]．南宁：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作者简介：蒋贻杰(1967— )，女，广西荔蒲县人，广西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年10月

收稿日期：2005—04—15
来自：僚人家园

广西铜鼓研究七十年

铜鼓是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民族历史文物。它从公元前7世纪左右产生，一直流传至今，上下贯穿2600多年。铜鼓的足迹遍及中国云、贵、桂、粤、琼、川、渝、湘8个省(市、自治区)及东南亚许多国家，覆盖了一大片民族成分相当复杂的土地。研究铜鼓，无异于研究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地区的民族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保存铜鼓最多的国家，也是拥有铜鼓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注意搜集和研究铜鼓了。广西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区，是历史上铸造、使用铜鼓最集中的地区，至今尚有壮、瑶、苗、彝等民族还在使用铜鼓，在民间流传、使用的铜鼓还有1500多面，而保存于各文物保藏机关和研究机关的古代铜鼓也有600多面，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研究广西铜鼓是铜鼓研究中的重中之重，历来受到民族学、考古学和历史文献学的广泛注意。
　　
　　(一)历史的回顾
　　广西铜鼓很早就引起世人注意。《后汉书·马援列传》载马援征交趾时所获“骆越铜鼓”据说就来自广西境内。自此以后，广西铜鼓见于载籍者，史不绝书。唐代刘恂《岭表录异》明确记载了一面铜鼓从龚州(今平南县)出土和流传湖北的情况；宋代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广西土中铜鼓，耕者屡得之”。《宋史·五行志》还把熙宁元年(1068)至元丰元年(1078)10年间，广西横州(今横县)获铜鼓17面，元丰七年(1084)十一月在宾州(今宾阳县)获铜鼓1面作为祥瑞载入正史。《宋史·蛮夷列传》记载南丹刺使向宋朝中央进贡铜鼓。明代邝露《赤雅》说，铜鼓“两粤、滇、黔皆有之。东粤则悬于南海神庙，西粤则悬于制府厅事”。清代乾隆官书《西清古鉴》说到“今岭南一道，廉州有铜鼓塘，钦州有铜鼓村，博白有铜鼓潭”，所列3处铜鼓地名都在广西境内。
　　明清以来，广西地方志的编纂相当活跃。无论通志、府志、州志、县志，都很注意铜鼓资料的搜集和记录，不少修志者对当地的铜鼓作过细心观察，并将观察到的现象忠实记录下来，对有关传闻和文献广肆搜罗，认真辑录，保存了许多珍贵的资料。
　　但在明代以前对广西铜鼓的研究较少。邝露《赤雅》只把铜鼓区分为“伏波鼓”和“诸葛鼓”两类。到清代嘉庆年间广西巡抚谢启昆作《锕鼓考》，辑录铜鼓文献，才注意鉴别资料，驳正前人一些错误，但仍很有限。真正对广西铜鼓认真研究的是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
　　随着资本主义东渐，自18世纪起，铜鼓流入欧洲，引起西方学者的研究兴趣，奥地利学者弗朗西·黑格尔(Franz Heger)于1902年出版《东南亚古代金属鼓》，运用丰富的器物类型学知识，把当时所见165面铜鼓划分为4个基本类型和3个过渡类型，分别探讨了它们的分布地区、铸作年代和所反映的文化内涵，被誉为20世纪初西方学者研究铜鼓的集大成著作，对学术界影响极大。曰本学者鸟居龙藏于1903年到贵州考察，从贵阳附近带回一面铜鼓，并写进《苗族调查报告》中，在其《铜鼓》一章中转译引用了黑格尔著作的观点，直接影响到中国学术界。
　　1933年，民族学家刘锡蕃将他在广西苗山见到铜鼓的事写入《岭表纪蛮》一书。在广西省立南宁博物馆工作的唐兆民，受到鸟居龙藏《苗族调查报告》的启示，着手将该馆收藏的20多面铜鼓实测绘图，作金属成分分析，准备编一本《广西铜鼓图录》。
　　特别要提到的是民族学家徐松石，他在1927年、1935年和1938年，多次到广西各地考察，目验铜鼓50多面，1938年冬出版《粤江流域人民史》，书中专辟第二十二章为《铜鼓研究》”。对铜鼓的起源、创始铜鼓的民族、铜鼓的用途和铜鼓出土的情况，作了简略的介绍。徐松石认为铜鼓是壮族的祖先骆越人在秦汉之间创造的。后来他又在《泰族僮族粤族考》中专辟一节为“铜鼓与岭南僮族”，坚持“铜鼓乃岭南僮族所创造”的观点。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一些报刊，如《大公报》、《太白半月刊》等，也发表过谈论铜鼓的文章。一些府志、州志、县志，收录了各地发现、收藏和使用铜鼓的资料，有的也发表议论，探讨铜鼓的来源和用途。
　　1943年，陈志良在《旅行杂志》上发表长文《铜鼓研究发凡——广西古代文化探讨之一》，他查遍了广西的省、府、县志，并向少数民族青年调查过铜鼓的使用情况，在文中列举18个县份中的铜鼓资料，对使用铜鼓的民族，对铜鼓的形状、纹饰和虾蟆 (青蛙)塑像都有专门的分析。他认为铜鼓并非铸于一时，历代都有制造，现代主要用于祭祀和娱乐。
　　1948年《宾阳县志》刊出朱昌奎《铜鼓考》，说他在做罗城知县时，深入瑶山，与诸苗瑶来往极密，见其宴会祭祀，均用铜鼓、杂吹芦笙以助兴。他认为铜鼓是苗瑶酋长所有物，谓为伏波、孔明鼓者，均不足置信。
　　1948年《防城县志稿》的作者对铜鼓也发表不少议论，其中谈到铜鼓的用途，他反对军用说，认为铜鼓实为民间通用之物，自古南方信巫鬼，铸鼓为祭祀用，而祀田祖用之尤为普遍。耕稼社会开始之时，岁时祈祷丰稔。……特以南徼烟瘴潮湿，皮鼓润软而声不亮，祀神乐器特创制铜鼓以利用。南徼渔猎演进而耕稼之时，陇亩之间，处处祈年，故处处有鼓。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铜鼓研究开创了新局面。
　　1955年2、3月，广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在贵县中学高中部发现一座汉代木椁墓，在墓坑内左边与铜壶、釜、盒、博山炉，陶坛、长颈瓶一起有一面铜鼓。鼓面完整，鼓身已残。这是广西考古工作者第一次发掘到铜鼓，意义非同寻常。1955年《文物参考资料》第7期发表谭毅然的报道《广西贵县古墓中发现铜鼓》，公布了鼓面拓本。接着黄增庆在《考古通讯》1956年第4期发表《广西贵县汉木椁墓清理简报》，详细报道这座墓的情况，也公布了铜鼓鼓面拓本。《考古学报》1957年第1期发表广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广西贵县汉墓的清理》，又公布了这面铜鼓的鼓面拓本，并把它的年代定在东汉时期。
　　1962年7月，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江应梁来南宁，参观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库房中的铜鼓，深感这些铜鼓是广西地方民族历史文化中的一宗无价之宝，于是撰文在《广西日报》发表，呼吁各界珍视广西出土的铜鼓。建议政府定出计划，拨出专款广事搜集铜鼓，鼓励学术界从事铜鼓研究。
　　1962年，时属广东的灵山县绿水村出土一面铜鼓，何纪生及时作了报道。
　　1963年春，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来南宁出席广西历史学会成立大会，参观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馆藏铜鼓，填写了著名的《满江红》词，称“铜鼓云屯，欣赏了壮家文化”。同来的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副校长翦伯赞在给广西历史学会成立大会作报告时也强调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收集的数以百计的各式各样的铜鼓和新发现的花山壁画，是研究广西境内少数民族历史最珍贵的资料，建议绘成图谱，早日出版。这些都鼓舞着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工作者投身铜鼓研究。
　　
　　(二)铜鼓的征集与保藏
　　广西历来比较重视铜鼓的收藏和保护。1934年刚成立广西博物馆，在第二年就向 11个县作书面调查，得知桂林、天河(今罗城)、邕宁、岑溪、陆川、桂平、融县(今融水)、凌云、西隆(今隆林)、凭祥各县都有铜鼓。同时开始着手做征集工作，1935年出版的《广西一览》记载当时广西博物馆已藏铜鼓4面。广西博物馆于1936年从南宁、宾阳、永淳(今属横县)、南丹、都安等县征集到铜鼓7面。到20世纪40年代，广西博物馆收藏铜鼓已达20面。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花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将各地零星出土的或散存于民间的铜鼓认真搜集，妥善保管。20世纪60年代初，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已拥有铜鼓160多面，到20世纪90年代初，增至344面，成为中国及至世界收藏铜鼓最丰富的博物馆。此外，桂林博物馆有30面，柳州市博物馆18面，百色右江民族博物馆17面，北流市博物馆有32面，灵山县博物馆有24面，桂平市博物馆有20面，平南县博物馆12面，浦北县博物馆12面，藤县博物馆有10面等。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收藏于广西各级文物管理部门的铜鼓总数已达610多面。地下埋藏的铜鼓每年都有出土，而生活在广西境内的壮、瑶、苗、侗、彝等族人民至今仍在使用铜鼓。河池地区文物站于1991～1992年对该地区(今河池市)所辖11个县市进行全面调查，发现其中9个县市50多个乡镇存有铜鼓，总数达1417面，其中仅东兰县就有562面，南丹县有401面，大化瑶族自治县有229面，巴马瑶族自治县有140面，天峨县有42面。百色市的田林、西林、那坡等县民间也有不少铜鼓。
　　如果将出土铜鼓和流传铜鼓的地点填入广西地图，我们即可看到，铜鼓分布面几乎覆盖了整个广西。若以县、市为单位计算，曾经出土或使用、收藏过铜鼓的县、市已达 74个，占总数的83％。宋代以前的铜鼓，以左江—邕江一郁江一浔江两岸及其以南地区最集中，宋代及其以后的铜鼓，多集中于桂西和桂黔、桂滇交界的大山区，只有桂东北角的少数几个县与铜鼓无缘。
(三)开展专题研究和组织学术会议
　　20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有研究广西铜鼓的专题论文发表。
　　1964年，黄增庆发表《广西出土铜鼓初探》，将广西铜鼓区分为4大类型，分属两个系统：一个以云雷纹发展到虫鸟花纹为主；一个以鹭纹、羽人纹发展到游旗纹、十二生肖纹为主。第一类型雷纹鼓，铸造和使用年代上限至战国时代，下到汉代中叶甚至东汉末期；第二类型飞鹭纹、羽人纹铜鼓，铸造和流行年代早到西汉，晚到隋唐；第三类型雷纹、席纹鼓，上限到汉末，下限到魏晋南北朝乃至隋唐；第四类型游旗纹、十二生肖纹鼓，早到隋唐时代，五代、宋是盛行时期，下限到清代晚年。指出两个系统分布地区不同，可能分别属于两个不同的部族。
　　1972年秋，越南考古代表团来中国访问，专程到广西考察古代铜鼓。这是广西学者首次同越南学者交流。此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组织专题研究，写出《广西古代铜鼓研究》一文，以洪声署名在《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发表。这篇论文对广西古代铜鼓的研究作了科学的总结，就广西铜鼓的发现、类型、历史分期和年代，广西铜鼓的系统、纹饰和铜鼓的作用，作了精辟的论述。将广西铜鼓分为4型20式。甲型，即后来通行的北流型，划分为4式；乙型，即后来通行的灵山型，划分为3式；丙型，即后来的石寨山型、冷水冲型和遵义型，分为7式，其中Ⅰ、Ⅱ式即石寨山型，Ⅲ式至Ⅴ式是冷水冲型，Ⅵ、Ⅶ式为遵义型；丁型，即后来通称的麻江型，分为4式。关于广西铜鼓的历史分期和年代，认为甲型的上限为春秋晚期，下限到三国、西晋时期；乙型从东汉、西晋到隋唐时期；丙型从西汉至两宋之间；丁型从两宋之间到清末。这4型铜鼓分属两个系统：甲型鼓和乙型鼓在形制、纹饰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在年代上也有继承关系，分布区域也大抵一致，即主要分布于广西的南部和东南部，属一个系统；丙型鼓和丁型鼓在形制、纹饰等方面有许多共同之处，联系也较为密切，属于另外一个系统，它们主要分布于广西的西部、西南部和西北部。这篇论文成为1978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古代铜鼓陈列展览的理论基础。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铜鼓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学术交流活动也异常活跃。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都把眼光投了过来。学者们要求有更多的合作和交流的机会，于是酝酿以讨论铜鼓为中心议题的聚会。为了筹备这次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成立了铜鼓调查组，从1979年至1980年，在广东、云南、四川、贵州、湖南、湖北、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等省、市的大力支持下，派人前往广州、佛山、昆明、成都、重庆、贵阳、长沙、武汉、南京、杭州、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的博物馆(院)、高等院校和科学研究机关，进行全国性铜鼓资料大普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接触到铜鼓1360多面，第一次摸清了全国铜鼓收藏的基本情况。对这些铜鼓几乎全部拍了照片，做了实测，制成了完备的资料卡片。后来在云南、广东、贵州、四川等省博物馆的协助下，将这些资料汇编成《中国古代铜鼓实测记录资料汇编》，为日后进一步深入研究铜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0年3～4月第一次古代铜鼓学术讨论会在南宁召开，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的33个科研单位6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提交了论文40余篇，全面讨论了铜鼓的起源、分类、分布、年代、族属、用途等问题，是中国铜鼓研究队伍和研究成果的第一次大检阅，在铜鼓研究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根据到会学者的一致要求，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成立了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这个研究会是以团结从事铜鼓及其相关学科研究的学者，深入开展铜鼓研究为宗旨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它的成立，是中国铜鼓研究有组织、有计划开展的开始，把铜鼓研究工作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80～1983年、1989～2005年，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秘书处驻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组织了一系列学术会议。1983年底在昆明举行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广西学者提供了6篇论文；1988年在昆明举行第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广西学者提供了7篇论文。 1991年在南宁举行第二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广西提供25篇论文；1996年在桂林举行第三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广西提供18篇论文。在南宁和桂林召开的两次会议都是由广西主持的，都出版了论文集。1998年在贵阳举行第四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广西提供12篇论文。
　　这些论文集中体现了中国学者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研究铜鼓的最新成果。除了广泛地探讨铜鼓的起源、分类、分布、年代、族属和功用等传统课题之外，还探讨了铜鼓的造型艺术、音乐性能、铸造工艺、合金成分、金属材质和矿料来源等新课题。
　　广西学者还主持和参加了由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组织的《中国古代铜鼓》的写作。此书于1988年10月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它是一部有关铜鼓的通论性专著。这本书是在综合中国学者30多年来铜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写成的，根据中国丰富的文献史料和实物资料，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代铜鼓的起源、类型、分布、年代、族属、纹饰、用途和铸造工艺等问题，附录3个，分别辑录了中国南方历史上发现的铜鼓、中国近30年来出土的铜鼓、中国各地收藏的铜鼓，是公开发表的中国古代铜鼓资料最完备的总汇。成为20世纪80年代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集大成著作。
　　与此同时，蒋廷瑜著《铜鼓艺术研究》出版。这是立足于广西，第一次专门论述铜鼓艺术的著作，对铜鼓的造型艺术、雕塑艺术、画像艺术、宗教意识、世俗观念、汉字铭文、音乐、舞蹈等专题都有深刻的阐述。
　　1988年，黄现璠、黄增庆、张一民编著的《壮族通史》出版，在“汉代壮族地区手工业”一节开始讲到贵县、西林汉墓中出土的铜鼓，在“三国两晋南北朝壮族地区铜鼓铸造工艺”一节，认为铜鼓是代表壮族铜器冶铸业发展的重要标志。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广西铸造铜器中最突出的是铜鼓。通过铜鼓合金成分和金属材料的分析，推断铜鼓的铸造工艺，认为壮族用合范法和失蜡法铸造铜鼓是从汉代开始的，是向中原地区华夏民族学来的。隋唐时期广西铜鼓以灵山型为代表。宋元时代(第七章)没有谈铜鼓。明清时期(第八章)认为铜鼓在西部地区制造较多，铜鼓反映特权的社会功能已较前代弱，冶铸铜鼓更加注意音响效果，个体小，纹饰着重再现生动活泼的气息。“文化艺术”章(第十章)专辟一节“古代铜鼓”记述广西铜鼓的类型特征、铜鼓纹饰的意义、铜鼓的作用。沿用黄增庆的观点，仍将广西铜鼓分为两大系统，即东部的粤桂类型和西部的滇桂类型。对铜鼓各类纹饰进行了诠释。
　　姚舜安、万辅彬、蒋廷瑜著《北流型铜鼓探秘》于1990年12月出版，对北流型铜鼓进行了专门的论述，认为北流型铜鼓是汉代乌浒人，三国、晋、南朝时期俚人的铜鼓。通过对北流型铜鼓矿料来源的测定，推定了北流型铜鼓的铸造地点和铸造工艺。
　　万辅彬等著《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于1992年10月出版，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合作研究铜鼓的结晶。这本书是主要从自然科学的角度研究铜鼓的第一本著作，主要贡献是通过铅元素的测定推断各类铜鼓的矿料来源，通过对北流型、灵山型铜鼓背面刮痕的研究和测音推断铜鼓的调音技术，在铜鼓研究史上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初，广西各级文物部门收藏铜鼓已达600多面，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组织专家从这些铜鼓中，遴选出不同类型、不同时代的118面铜鼓，编辑出版了《广西铜鼓图录》，该图录分前言、图版和附表等部分，图版以照片、拓片或展示图等形式，全面地展现了铜鼓的面貌。每种类型和每面铜鼓都有简要的文字说明。书后有铜鼓上的各种立体塑像和广西当代少数民族使用铜鼓情况的彩色照片。附录有《广西收藏铜鼓一览表》和《广西历史上发现的铜鼓一览表)，资料最为完备。此书的“前言”对此前广西研究铜鼓的成果作了概略性的总结，指出当时尚未在广西境内发现万家坝型铜鼓，但仍占中国境内8个类型中的7个类型，是别的省无法匹比的。其中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都以广西铜鼓出土地点命名，广西也是这三大类型铜鼓分布的重心。广西因蕴藏铜鼓数量之众多，类型之齐全，而被称之为古代铜鼓的大本营。
　　1999年底出版蒋廷瑜《古代铜鼓通论》，在《中国古代铜鼓》的基础上，更加全面、系统地论述了铜鼓的基本知识和最新研究成果，在“铜鼓研究”一章中，对20世纪百年铜鼓研究的历史作了科学的概括。2005年3月出版《壮族铜鼓研究》，全面阐发了铜鼓在壮族历史文化上的重要地位。

(四)七十年来的主要成果
　　70年来，特别是最近50年来，由于我国学者的共同努力，对铜鼓的有关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获得了许多重大的突破。归纳起来，有如下几个方面。
　　1．确立了广西铜鼓的分类和年代序列
　　对众多的铜鼓进行科学分类，是铜鼓研究工作的基本功。由于掌握了大量铜鼓实物，按照它们的形制和纹饰的变化，采用器物类型学方法进行科学分类已越来越细致，基本上澄清了以前的混乱状态，从而明确了我国古代铜鼓分属于东、西两大系统，或称滇系和粤系，分别弄清了它们的源流和演变轨迹。广西铜鼓跨东、西两系，中国境内的 8个类型都有。其中西系在广西很长一段时间缺原始形态的万家坝型，自从田东县连续两次出土这类铜鼓之后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西系铜鼓在广西境内由万家坝型到石寨山型，再到冷水冲型、遵义型和麻江型，发展脉络清晰。东系铜鼓划分为北流型、灵山型和西盟型，分类也比较明确，但它们的年代分期仍较模糊。
　　广西铜鼓很大部分有明确的发现地点。有的有丰富的共存遗物，有的有明显的年代标志，为铜鼓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标尺。如1993年3月在田东县祥周乡联福村南哈坡出土2面原始形态铜鼓，与铜鼓同出的有铜罍、铜钵、玉管、玉玦，可以判断为战国前期的遗物；1994年在田东县林逢乡同和村大岭坡又出土一面原始形态铜鼓，伴出物有夔纹铜甬钟，可以判定为春秋晚期的遗物。这两次发现的铜鼓都是万家坝型，填补了广西铜鼓类型的空白。1977年在田东县祥周锅盖岭出土1面残铜鼓，伴出有铜剑、铜戈、铜矛、铜斧等，其中剑、戈、矛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可以推定这些器物同出于一座战国时代墓；1976年秋在贵县罗泊湾一号墓出土完整的铜豉2面和已改制成铜案的铜鼓1面，与它们共存的遗物1000多件，可以确定这座墓的时代为西汉前期；1972年在西林县普驮屯出土4面铜鼓，同时伴出青铜器、玉石器400多件，通过对比研究，确定它们属西汉前期；1955年春，在贵县高中1座土坑木椁墓出土1面铜鼓，同出的随葬品有铜壸、铜镜、铜博山炉、铜戟、陶壶、五铢钱等，可以确定为西汉晚期。这些发现，补充了云南中西部万家坝型—石寨山型铜鼓的序列，也为滇系铜鼓从滇池地区向东传播的时代和分布地域找到了可靠的根据。又如1953年在岑溪县城出土1面鼓面和鼓身都印制有五铢钱纹带的北流型铜鼓，可为同类铜鼓的断代作参考；1956年在金秀瑶族自治县平道乡出土1面冷水冲型铜鼓，鼓内有1件南朝时期的陶碗；1970年在横县云表六合村凤山出土1面北流型铜鼓，鼓内有南朝时期黄釉陶瓷碎片；1962年在灵山县绿水村出土1面灵山型铜鼓，鼓内有一枚唐代“开元通宝”钱。这些都可以作断代的参考。有的麻江型铜鼓上还有年款铭文，如“道光年建立”、“道光二年建立”、“道光四年建立”、“道光六年建立”，“道光八年建立”等等，更能确定它们铸造和流行的时代。
　　2．基本弄清了历代铜鼓的族属
　　以前笼统地认为，铜鼓出自中国南蛮之手。有的人则认为，铜鼓是越南北方的骆越人首创的。现在研究表明，首先创造铜鼓的不是岭南地区的骆越人，而是生活在云贵高原上的濮人，嗣后才传到百越地区。由于铜鼓流传地区广大，时间长久，铸造和使用的民族成分复杂，因此必须按时代和地区来探讨它的族属。铸造和使用石寨山型铜鼓的民族，就包括了滇、句町、夜郎和骆越，既有濮人系统，又有越人系统。铸造和使用冷水冲型铜鼓的主要是僚；铸造和使用粤系铜鼓(即北流型、灵山型铜鼓)的应是乌浒——俚。麻江型铜鼓晚出，使用的民族更多，包括当代的壮、布依、侗、水、苗、瑶、彝等族。
　　3．探讨了铜鼓的社会功能
　　铜鼓是乐器，其功能与中原古代铜钟相似。古籍中有许多关于“击铜鼓以为乐”、“用铜鼓以节乐”的记载。现代使用铜鼓的民族，也还把铜鼓作为乐器。在壮族、苗族、瑶族、彝族中，还有铜鼓舞。但铜鼓不是一般的乐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使用于不同场合，则有不同的含义。在历史上铜鼓曾作为传讯工具，用来召集部众，指挥军阵；作为珍宝，用来赏赐臣下，馈赠友好；作为权力重器和财富象征，用于陈设；即使作为乐器使用于婚丧祭祀，也是一种神圣的通神灵物。随着使用铜鼓的民族社会形态的不同、风俗习惯的差异，各赋予不同的内容，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4．探讨了铜鼓的音乐性能和使用方法
　　探讨铜鼓音乐性能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课题，它包括铜鼓音乐功能、生律法倾向和演奏的方式、方法。通过对一些铜鼓的测音，再研究铜鼓本身及与之伴出的其他乐器之间的音程关系，求得不同类型铜鼓的不同生律法倾向。驮娘江—右江—郁江水系的早期铜鼓主要为纯律或纯律与三分损益律复合律的分布区，与云南礼社江流域和滇池地区铜鼓在音程关系及生律法倾向上有所不同，为铜鼓的进一步分类、断代和区别族属，增添了内在验证的科学依据。
　　为了达到预定的音响效果，铜鼓铸成以后还有一道调音的工序。调音的人被称为铜鼓师。他们可能会敲打铜鼓的某个部位，或者打洞，或者铲去一些铜料，除去不谐和的泛音响度，增加较谐和的泛音响度，使铜鼓更响亮、好听。根据对大量铜鼓的观察、研究和分析，结合现代制造响铜器(锣、钹)的实验研究，推测铜鼓调音有3个步骤。即药物淬火、冷锤敲打、铲削鼓壁”。
　　麻江型铜鼓还没有发现调音铲痕。究其原因，可能因为它是晚期铜鼓，由于冶铸技术的进步，铜鼓的合金成分、形制尺寸包括鼓面厚度等一系列指标都已控制得很好。事实上，麻江型铜鼓的外形、厚度，乃至音频特性都已接近一致，给人一种趋向标准化的感觉。因此，铸成之后的调音工作相对来说就不十分必要了。
　　5．阐述了铜鼓的装饰艺术
　　铜鼓既是乐器、神器和权力重器，又是综合性的艺术品，集雕塑、绘画、音乐、舞蹈于一身。铜鼓纹饰种类繁多，除了装饰意义外，一些写实图案蕴藏着丰富的社会内容。对于这些写实图案，国内外学者曾作过各种各样的解释，如对于石寨山型铜鼓上的船纹，有的认为是超度死者亡灵升天的“黄金船”，有的认为是越人渡海迁徙的“越海船”，也有人认为是古代内河内湖竞渡的“龙舟”。现在通过全面分析比较，可以从船体形状、大小及船上装置、设备的不同，区分为捕鱼船、水战船、航海船、游戏船、竞渡船、祭祀船等等。但从铜鼓本身的社会功能来看，绘制各种船纹，不管捕鱼、水战、游戏、竞渡，都与祭祀活动有关，应该统统名之为祭祀船。铜鼓上的羽人舞蹈纹，也是祭祀场合娱神的实录。鼓面中心的太阳纹则是自然崇拜和对民族首领崇拜的象征。铜鼓上的其他纹样，有的反映了原始宗教崇拜的内容，其中有自然崇拜，也有图腾崇拜。对一些几何图案的原始含义和演变规律，也作了一些追本溯源的探讨。
　　6．探索了铜鼓的合金成分、矿料采源和铸造工艺
　　为了弄清铜鼓的合金成分，前人做了不少化验工作。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广西省立博物馆对馆藏铜鼓作了一些抽样化验，其结果是：
　　甲型(北流型) 含铜69．30％ 含铅18．95％ 含锡11．42％
　　乙型(灵山型) 含铜68．70％ 含铅16．00％ 含锡8．83％
　　丙型(冷水冲型) 含铜85．43％ 含铅0．24％ 含锡9．01％ 含铁0．279％
　　丁型(麻江型) 含铜75％ 含铅7％ 含锡18％
　　20世纪60年代，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对所藏铜鼓重新抽样化验，结果大致是：
　　甲型(北流型) 含铜70．45％ 含铅16．12％ 含锡7．01％ 含铁0．69％
　　乙型(灵山型) 含铜68．7％ 含铅16．00％ 含锡8．83％ 含铁0．424％
　　丙型(冷水冲型) 含铜85．43％ 含铅0．24％ 含锡9．01％ 含铁0．279％
　　丁型(麻江型) 含铜72．66％ 含铅6．90％ 含锡11．91％含铁0．91％
　　自1983年起，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又与云南省博物馆和北京钢铁学院协作，对铜鼓合金成分和金属材质进行了专题研究，对广西、云南100面不同类型的铜鼓进行了分析检验。对合金成分，采用原子吸收光谱分析仪进行分析，对金属材质，采用金相方法鉴定。1986～1991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在和广西民族学院、中国科技大学进行铜鼓矿料来源的铅同位素考证过程中，又对近90面不同类型的铜鼓进行了成分分析。分析结果表明，铜鼓的合金成分主要是铜、锡、铅三种元素，三者之和平均在95％以上。此外，有些铜鼓还含有少量的锌、铁、砷、锑元素。其中仅有64面铜鼓含锌，最高值为4．208％(广西博物馆284号麻江型铜鼓)，含锌量超过2％的仅有6面；有103面铜鼓含铁，含铁量最高值为1．82％(广西博物馆藏114号冷水冲型铜鼓)，平均值为 0．44％。含有砷和锑的铜鼓很少，除个别含砷量达5．15％(广西容县出土的遵义型铜鼓)外，其余平均值仅0．24％，含锑量平均值0．16％。这些锌、铁、砷、锑等都是由原料带人合金中的杂质，并不是人为有意识加入的元素。
　　从时代变化来看，铜的含量从春秋战国到魏晋时期不断减少；从南朝到隋唐时期又稍有增加；从唐宋时期到清代日趋一致。锡的含量在春秋时期很低，战国以后不断增长。锡和铅的总和也是从春秋战国到南朝以前不断增长，南朝以后到隋唐时期又稍有减少，唐宋到清代变化不大。这些变化，与冶金技术的发展和铜鼓社会功能的变化有关。最初铸造水平低，多为二元锡青铜，锡元素的加入，不仅可以降低铜的熔点，提高合金铸造性能，而且能够提高铸件的强度和硬度，改善音响效果。所以，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铜鼓的锡含量有逐渐增加的趋势，铜含量便有所减少。但是，锡的含量不能无限制地增加，当锡的含量超过6％时，青铜的脆性便逐渐增大，合金的延伸率急剧下降，铸件的机械性能就会变差。用这种合金铸造出来的铜鼓经不起长期的敲击。如果加入一定数量的铅去代替部分的锡，不仅仍然可以起到降低合金熔点的作用，而且因为铅在青铜合金中属于软的基体组织，可以有效地避免高锡青铜的脆性。用这种合金铸造出来的铜鼓可以经得起长时期的敲打而不至于破裂，这种既含铅又含锡的青铜就是铅锡青铜。铅锡青铜的密度较高，流动性最好，对于铜鼓是较为理想的合金材料。当铜鼓的主要社会功能不是作为娱乐用的乐器，而是作为“重器”，并且带有某些“礼器”色彩的时候，人们对其音响、音色等方面的性能要求并不高，主要讲究花纹的繁缛瑰丽，鼓面装饰的生动美观和整体造型的高大魁伟。这类铜鼓主要就用铅锡青铜铸造。但是，因为铅的增加会加速声音振动的衰减，降低铜鼓的音响效果。当铜鼓作为统治阶级权力象征的职能下降，成为主要用于婚丧节庆的乐器和传讯工具以后，要求音响效果又是首要的了。因此，麻江型铜鼓铅的含量又相应减少，锡的含量又有所增加。
　　铜鼓是一种可以移动的物品，使用和发现铜鼓的地方并不一定是制造铜鼓的地方，使用和保藏铜鼓的民族也不一定是制造铜鼓的民族。要弄清铜鼓的来源及流传情况，必须先了解铜鼓的矿料来源和铸造地点。弄清铜鼓的矿料来源，对寻找铜鼓铸造遗址、确定铜鼓的族属、追踪铜鼓的传播路线，会获得较准确的依据。铜鼓合金成分中一般都含有铅。铅元素来自矿石铅。矿石铅在形成后，其铅同位素组成就不再变化，而且在采矿、冶炼、铸造等物理、化学处理中始终不变。不同矿区的矿石铅，由于具体成矿条件的差异，铅同位素组成往往各不相同，只要测出它的铅同位素组成，就不难找到它的原产地。从1985年冬起，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与广西民族学院、中国科技大学一些从事考古学、民族学、物理学、化学的学者组建了探索铜鼓矿料来源及铸造地点的课题组，先后对北流型、灵山型、冷水冲型、麻江型铜鼓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和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取得突破性进展。通过对北流型铜鼓测试，知道铸造北流型铜鼓的矿料主要来自北流型铜鼓分布区内的矿山，北流市铜石岭冶铜遗址是其铸造地点之一。对灵山型铜鼓测试，证明灵山型铜鼓的矿料来源与北流型铜鼓近似。冷水冲型铜鼓的铅同位素分布比较分散，说明其矿料来源比较复杂，除了少数有与北流型铜鼓相同的来源之外，有的很可能是从冷水冲型铜鼓出土地点以外的地区带入的，这种情况同冷水冲型铜鼓分布范围广、民族成分复杂的历史背景有关””。麻江型铜鼓分布于中国的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湖南、广东、海南和越南北部，范围广大，但其矿料来源比较集中，都集中于贵州、云南两省毗邻地区。
　　铜鼓铸造工艺复杂，尽管铸造铜鼓的历史悠久，但因其工艺严加保密，历来“传于子而不传于女”，其工艺流程从未见于中国史书记载。泰国国家图书馆有一份《铜鼓制作法》缅文资料，记述了20世纪初缅甸克耶邦铸造铜鼓的工艺过程。据《缅甸百科全书》记载，缅甸的铜鼓制造技术是500年前从中国广西壮族中传过去的。然而随着铜鼓的衰落，铜鼓制造技术已逐渐失传。为了揭开铜鼓铸造工艺之秘，考古学者与铸造学者进行了艰辛的努力。1982年，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研究室在广西、云南两省(区)博物馆配合下，对92面铜鼓进行了精确的测量，发现各类铜鼓的形体大小、鼓壁厚薄不完全相同，鼓高与鼓身最大直径的比值，同类型铜鼓相同或相近，反映了各类型铜鼓有各自的规范。从鼓壁厚薄来看，早期铜鼓较厚，且不均匀，以后逐渐减薄，晚期铜鼓变得非常均匀。说明铜鼓的制造技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这种铸造工艺发展脉络的理清，也为确定每面铜鼓的相对年代又找到一个科学依据。根据对81面铜鼓铸造工艺的初步分析，采用泥型合范法的有72面，占89％；采用失蜡法的有6面，占7％；铸造方法不明的有3面，占4％。泥型合范法是中国古老的传统铸造技术，从中原华夏地区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都曾普遍使用过。铸造铜鼓的民族往往将泥范法与失蜡法结合使用，用泥型做鼓身，用蜡型做鼓耳和各种动物塑像，巧妙地施用以中心顶注式浇注为主的各种浇铸系统。装饰花纹的制作方法也灵活多样，常用雕刻法、滚压法、印痕法制作各种精美的几何图案和生动的画面。通过对大量铜鼓的反复观察和分析研究，已将古代用泥范法铸造铜鼓的工艺流程弄清，一般来说，要经过4个步骤：第一步是准备，第二步是制范，第三步是合范浇注，第四步是修整和定音。为了证实这些推断的正确性，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上海博物馆与南宁重型机械厂合作，进行复制北流大铜鼓的试验，从备料，整理场地，制模型、骨架、刮板，制内范、外范，刻花纹，到干燥、烘烤、合范、焙烧预热，直至浇注等工艺一步一步复原，复核古代铜鼓铸造工艺流程。

(五)未来展望
　　回顾七十年的研究成果，明显地感到，铜鼓研究的发展，同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密切相关。铜鼓研究是考古学、民族学与其他有关学科互相结合、共同缔造的科学殿堂。面向新世纪，铜鼓研究新的趋向，必将是有关学科更加紧密的结合。
　　铜鼓作为中国南方和东南亚古代少数民族的一种文化象征，蕴藏着许多奥秘，它涉及这些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渗透于生活的各个领域，研究铜鼓，不能仅仅着眼于铜鼓本身，而必须把铜鼓放人它特定的历史、地理、社会环境中去，作全面的剖析。
　　铜鼓中大量存在的传世品，以前是分散在各地，或掌握在私人手中，研究起来极为不便。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各级文物管理部门有计划地把流散于自己管辖范围内的铜鼓搜集起来，加以妥善保存，为集中研究创造了条件。加上调查资料的发表和铜鼓图录的出版，为铜鼓研究提供了完整的基础资料。这项工作还必须继续做，除了广西境内的资料外，有不少铜鼓流落到了上海、北京等地乃至海外，要尽量按图索骥，找到它们的下落，进行“二度”发掘，把铜鼓资料做得更完善。
　　研究工作要细化。如铜鼓纹饰，每一种纹饰的来龙去脉、发展变化，如果弄清楚了，对这类铜鼓的断代无疑是有帮助的；铜鼓文化在当地土著文化中的作用，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和相互之间的影响，也还基本上没有触及。如冷水冲型与北流型、灵山型的关系如何?它们之间如何发展变化，孰早孰晚?等等。
　　过去人们掌握的铜鼓都是传世晶，多已离开铸造和使用它的地域和人群，难以判断其分布地域和年代。考古发掘品的出现，改变了这种面貌。这些考古发掘品不但地点明确，而且都有大量的伴出物，文化层位清楚。通过碳-14测定和根据对共存器物已有的年代知识，可以对铜鼓人土年代作出较为可靠的推断，也为研究传世铜鼓的年代和分布提供更好的标尺。由于大量考古材料的加入，使一些长期以来似是而非的问题得以澄清。这些考古资料，为铜鼓研究的深入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到目前为止，考古发掘只涉及万家坝型、石寨山型、遵义型和个别麻江型铜鼓，而且也仅见于墓葬中。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没有在墓葬中发现过，常常是孤零零地出土，基本上没有共存物，判断它们的年代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尚是难题。在人类居住遗址、铸造铜鼓地点和祭祀铜鼓地点遗留铜鼓的现象还没有得到揭露，铜鼓的铸造地点也始终是一个谜。因此寄希望于考古学的进一步开展。
　　铜鼓是民族文化的一种“活化石”。2000多年来，它们的铸造和使用从未间断过：在红水河流域，铜鼓还活在现实生活中，铜鼓的社会功能、使用方法、保藏手段，可以从实地调查中获得。现代使用铜鼓的习俗将是解开古代使用铜鼓习俗之谜的钥匙。80年代以来，我们已有意识地对河池、百色的壮、苗、瑶、彝族的现存铜鼓和使用铜鼓习俗做了专题调查，提供了一批有价值的调查报告。但是这些调查还不够深入、具体，也不够全面。由于城市化的进程，铜鼓赖以存在的农业村社组织将会随之消失，使用铜鼓的地域范围将越来越狭窄，以致最终也会消失。因此，对现代使用铜鼓的民俗调查刻不容缓，必须抓紧时机，用文字、摄影、录音、录像等手段，将残存的铜鼓习俗客观地、完整地记录下来。否则稍纵即逝，又将增加新的历史之谜。每一位从事铜鼓研究的人都必须有这种时代紧迫感。
　　当今学术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联盟。以往研究铜鼓，大都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去做的，他们多从文献的汇集、考证，实物的调查、观察人手，因缺乏必要的科学实验手段验证，许多难题长期搁悬。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一批从事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专家、学者加入铜鼓研究队伍，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盟，运用现代科技手段，研究合金成分、矿料来源、铸造工艺、音乐性能，解决了一道道长期困扰铜鼓研究家们的难题，取得了良好效果，大大拓展了铜鼓研究领域，也鼓舞着铜鼓研究家继续开拓进取。铜鼓不仅是一部不成文的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而且也是一座丰厚的民族科技史的资料宝库。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携手，将不断打开铜鼓研究的新局面。
　　铜鼓以它深藏着的无穷奥秘不断诱发人们去思考和探索，使得一代又一代的专门学者为它上下求索，耗费精力和时间。正因为如此，铜鼓研究的课题始终充满魅力，一直延续下去，将成为千古常青的话题。

铜鼓——广西人文精神的器物载体

铜鼓——广西人文精神的器物载体

广西是铜鼓之乡。广西是铜鼓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广西之有铜鼓，至少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⑩

铜鼓在民间具有非同寻常的力量，它是“神器与重器”，“有浓厚的神秘感与威严感”。(11)

铜鼓是一种富有传奇色彩的文物。“在许多民族的历史舞台上，铜鼓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和传说。” (12)

铜鼓承载着民族本土文化的记忆，它是综合的文化载体，“它集冶炼铸造、绘画、雕塑、音乐、舞蹈于一身，以它庞大的躯体粗犷的声音，丰富多彩的装饰花纹，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铸造铜鼓的民族当时的经济状况、文化面貌和心理素质，是一部不成文的民族历史百科全书”。(13)

铜鼓是广西本土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器物载体。“历史上生活在广西的民族，包括汉代至隋代的骆越、句町、乌浒、俚、僚，唐宋以后的壮、苗、瑶、彝、侗、水等，成分极为复杂。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给人呈现出各民族间经济、文化互相交融的多彩图景。尤其是当代仍在使用铜鼓的民族，他们使用铜鼓的活动，如壮族的蚂虫另节、彝族的跳弓节、瑶族的达努节、欢度春节和砍牛送葬，等等。都是使用铜鼓的历史长河沉淀下来的‘活化石’。” (14)

铜鼓身上凝聚着岭南民族图腾信仰的精髓。“他们把自己所崇拜的图腾铸在铜鼓上，……铜鼓成为他们图腾祭祀的重要礼器”，“体现了使用者图腾崇拜的意识”。(15)铜鼓身上最突出的图腾体要数蹲蛙与累蹲蛙。蛙是骆越人的图腾，他们不仅有相关的祭祀活动、节日文化、音乐舞蹈等等，还“把蛙的图像铸造在铜鼓上，以表达自己的崇敬心理和虔诚的感情”。“铜鼓上塑造鸟的形象，也和塑造青蛙和龟一样，反映了对一种动物的图腾崇拜”。(16)而鼓面鼓身上的翔鹭纹、羽人纹和水鸟的塑像，是古越人鸟图腾崇拜的印记。“那些排列整齐的羽人舞队，是鸟图腾舞，人们举行鸟图腾祭祀的仪式”，“这种羽人形象，在左江流域的崖壁画中也多有出现。这可能就是《山海经》等古籍中所记载的‘羽民’——鸟图腾氏族的标志”。(17)此外，铜鼓身上所蕴藏的广西本土文化信息还有雕塑艺术、画像艺术、宗教文化、民俗文化、世俗观念、汉字铭文以及音乐、舞蹈等。

更为重要的是，透过上述文化的表象，铜鼓的禀赋是“广西精神的器物载体”。壮族蚂虫另节、彝族的跳弓节、瑶族的达努节上的铜鼓。特别是南丹白裤瑶的砍牛送葬，那一面面铜鼓，在祭师的指挥下，庄严而肃穆的“翁翁”声在山弄里回旋。它承载的不仅是死者一生的跋涉步履，更重要的是叙述一个民族千百年的发展历程，传承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铭刻在白裤瑶史诗《天地始歌》中。当12个太阳12个月亮挂在天上，烤得大地一遍焦黄的时候，请看：

打狗河畔纵有千山万岭唷，

也挡不住打狗奔腾的巨浪，

爱情的道路纵有千难万险唷，

也难不倒巴楼的祖先生古郎和卜布王，

他们决心用打狗河的水浇灌大地，

让万物死里逃生得以生长，

扁担挑断九百九十九根，

草鞋穿烂九百九十九双，

汗水流了九百九十九桶，

打狗河水全被挑光。”(18)

外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一个聚居在云贵高原与岭南丘陵的接合部的喀斯特石山岩溶地区，自然生态环境恶劣，十年九旱、土地贫瘠，长期以来沿袭着小农经济轨道，仅解决基本温饱的民族，千百年来没有被历史的长河所淹没，而是完整地保留其种族及本土文化。时至今日，白裤瑶是广西最完好地保留起民族文化元素、汉化程度最低的少数民族支系。如果身临砍牛送葬那成百上千人围着铜鼓的场面，进而深入白裤瑶社会，了解每个姓氏油锅组织那面至尊铜鼓身上的故事，就会明白这个民族的精神所在。正是这种精神，将白裤瑶人凝聚在铜鼓周围，敲着铜鼓，从昨天走到今天，从今天迈向明天。